陈伟鸿：最近看到中国领导人在很多场合提到过投资的重要意义，比如前一段时间李克强总理到中国地铁总公司做调研和考察的时候也再次强调，他认为投资其实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力量。
同期日本长期国债利率为5．8％，利差达到5个百分点。可以说，整个日本社会都沉浸在资产泡沫的迷乱之中。
这些限制性因素，使过去日本主要依靠大规模投资和发展重化工业的发展模式难以持续，日本经济进入转型期。另一方面，日本历来有护送舰队的传统。人们从梦中惊醒，方知金融缓和已经转向金融紧缩。自1986年11月至1987年2月，日本两度下调基准利率至前所未有的2．5％超低水平 （联邦德国降至3％），美国则于1987年5月首次上调基准利率至6％。为应对黑色星期一的波及影响，日本银行不得不动员各种金融调节手段为市场提供资金，压低市场利率，同时在外汇市场大量购入美元卖出日元以支持美元汇率。
与石油危机并存的，是劳动力的短缺以及工资上涨带来的成本增加，同时为了减少公害又必须增加的环境成本。最终五国达成各主要货币兑美元汇率有秩序升值的协议即 广场协议。四要标本兼治，尽快建立维护金融稳定的有效机制，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
一是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避免信贷过度活跃，防止货币本身成为经济波动的一个诱因。2007年10月，上证综指创下6124.04点的历史最高点后一路走低，于2008年10月跌至1664.93点，跌幅72.81%。日本银行业衰落的主要原因 日本经济在二战后迅速复苏并崛起，逐步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银行业也迅速扩张。这一政策一直持续到1989年5月，导致了金融机构的贷款扩大和整个社会的信用膨胀。
一要未雨绸缪，充分披露和及早处置不良资产，避免风险积聚。利率市场化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大势所趋。
处置不良资产宜早不宜迟。再次，银行自身要提高自主定价能力和利率风险管理能力。第三，资产泡沫在内外因共同作用下破灭。根本原因：泡沫经济破灭 泡沫经济破灭使日本经济元气大伤，持续低迷的宏观经济环境是日本银行业衰落的根本原因。
在当时日本银行业快速增长的时期，日本的金融监管机构放松了警惕，任由其盲目扩张。日本政府为避免银行倒闭引发社会动荡，多次无条件援助陷于破产边缘的金融机构，未从根源上清理不良资产，结果导致严重的道德风险，阻碍了银行体系的改革发展和布局优化。为稳妥实现存款利率市场化，首先要充分发挥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CD）在存款利率市场化中的过渡作用，先实现存款批发环节的利率市场化。真正使日本经济陷入泥沼的是日本政府应对日元升值的措施节奏、力度把握不得要领。
双重利率结构指为顺应金融自由化需要，实行大额存款利率市场化。在将来资本账户先行开放的情况下，如果利率市场化滞后，将产生套利空间，威胁我国金融安全。
宽松的市场流动性和低廉的资金成本使大量资金涌入股市寻求高收益，资产泡沫逐步形成。广场协议后，当时日本的经济环境可谓内外交困。
在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更要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兼顾当前和长远，稳定市场预期，为银行业稳健经营创造良好环境。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金融以间接融资为主，银行信贷是实体经济融资的主渠道。二要由堵变疏，利用资本市场和业务创新多渠道处理不良资产。未来，我国应在银行业市场化、综合化、信息化、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下，尽快探索出一套维护金融稳定的有效机制，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在此基础上，建立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约束金融机构经营行为。银行要建立科学识别、分类、评估、经营和处置不良资产的长效机制，利用金融市场，加大不良资产证券化处置，这既有助于增加银行流动性，扩大信贷收益。我国银行业正在稳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鼓励设立民营银行，这意味着企业可以持有银行股份，有利于银行改善公司治理，提高经营管理，适应市场化、国际化的竞争环境。
比如，1986年1月至1987年3月的14个月间，日本央行把贴现率从5%降至2.5%，导致大量货币向资产转移。三要完善立法，为商业银行处置不良资产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相较之下，中国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则更稳健、更前瞻。这使入市资金急剧减少，股市泡沫被刺破。
1984～1990年，日本国内的房地产贷款远远高于制造业贷款和GDP增速，在总贷款中的占比由7.5%增至12%，制造业贷款占比则由26.6%降至15%。今后，金融监管部门应加强信息共享和政策配合，积极发挥一行三会部际协调制度的作用，避免出现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
第三，银行资金大量配置于股市导致利润虚增。我国银行业应尽早、有序、主动、多样化地消化不良资产，不应为追求账面数据，采用财务技术手段人为压低不良贷款率，要强调不良资产的真实性，早发现早解决。其次，要进一步扩大利率上浮空间。中国银行业的监管更为严格审慎，培育了中国银行业更强的经营发展能力。
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国内股票价格的飙升也吸引了大量来自银行的资金。而在经济增长减速的市场条件下，中国银行业也面临利润增速趋缓、不良贷款率上升的压力，以及利率市场化的挑战。
因此，日本政府短期内过度干预经济的情况在中国并未也很难出现。而中国银行业曾一度问题重重，包袱巨大，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脱胎换骨，发展壮大，监管机构长期以来对银行业的公司治理、资本和资产质量、风险管理等提出了较高要求。
在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期，企业投资需求旺盛，所筹集的外部资金和未分配利润均用于实体经济投资。在济增速放缓将使信用风险加重的大背景下，银行业面临的不良资产压力值得警惕，需要妥善应对。
1991年秋，住宅金融机构的呆滞贷款达到总资产的40%。2000年，全球10大银行中日本银行仅余2家。为刺激经济增长，日本政府采取了增加公共投资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国债发行额日积月累，使日本成为全世界债务总额占GDP比例最高的国家，政府的还债付息规模越来越大，同时财政收入大幅减少，财政失衡进一步使财政政策和投资等刺激手段乏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持续低迷，曾经竞争力较强的商业银行也跌出了最具国际竞争力的银行榜单，这与之前日本经济和银行业的辉煌形成鲜明对比。
我认为，这仅是表象，二者实质上存有较大不同。另一方面，国内调控不力，造成经济大起大落。
其次，流动性泛滥产生巨大资产泡沫。自2005年汇改以来，尽管人民币也基本处于单边升值状态，但升值过程较为缓和，截至2013年末累计升值约30%。
二是理顺银企关系，避免银行与企业过度融合。严格监管，确保银行业稳健运营 20世纪80年代日本银行业监管环境较为宽松，监管不力助长了银行的激进行为，为危机埋下隐患。
